() 我这一生只有过一次冒险的经历。但是,那次冒险――那次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冒险――也是一次极危险的冒险。最终还是“发现民族良心”战胜了个人意志。
就那样,我站在了脱北、逃南的最后一程上。警卫要员们正敲着门,我让他们进来,两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名身上带着防弹装备。
“不知道会不会有阻击,请您穿上这个(防弹衣)”,我做好逃亡的准备,开始出发。在层层警备中,我们先后换乘直升机和汽车,最后到达机场。
菲律宾当局为什么如此担心安全问题?我再清楚不过了。在菲律宾,有北朝鲜武器支持的**势力。他们是对北朝鲜唯命是从的恐怖组织,而且已经接到命令,无论如何必须杀死我。
我们乘坐的是菲律宾政府提供的波音707飞机,在达到大韩民国领土之前,根据国际法菲律宾负责保护我们的安全。他们在我平安到达首尔之前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
机内充满了紧张的气氛。菲律宾的情报人员全副武装,我们也是全副武装的状态。随着飞机滑向跑道,机身接触地面开始晃动,妻子和三个女儿以及儿子、孙子、孙女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浮现,我不知道因为我(叛逃)她们谁会最先离开这个世界。
脑海中浮现的还有我亲爱的同志们。我选择的路是注定要牺牲家人和同志们的生命的,做出如此大的牺牲,我的选择的最终结果到底会是怎样的呢?
想着这些,我睁开了双眼,飞机在向前面打暗号。我的眼里突然噙满泪水。走出飞机,看到的是三面环海的朝鲜半岛的南部土地(指韩国)。
我在心里想象了很久的南部土地!土地――祖国母亲――仿佛在向我发问:“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又为什么扔下所有人自己来了呢?”。这个罪过,我到底何时才能还清呢!新的担心已经取代了兴奋。
那天是1997年1月30日,平壤的天气怎样我不知道。但是,我记忆中的平壤,乌云布满天空,空气中充满雾气。因为离开平壤去飞机场时,我的心情就是那样的。
妻子一个人来到门前为我送别。儿子肝炎正在住院,儿媳他们在医院照顾他。妻子什么也不知道,仍旧像往常一样为我送别,我看着妻子,内心又开始矛盾了。
我是不是该说出来?这次走的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对妻子做出哪怕一点暗示。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终还是没有告诉她。
“不告诉才是最好的选择”,之所以下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并不确定事情的进展能否如我预料的那样,尽管这次出国亡命成功的几率很高。
我的目的地还包括了日本,当然,与其它国家相比,去韩国是最容易的。如果亡命失败,被送回朝鲜就麻烦了。我当时还有一个打算,如果这次发生什么意外,就等下次4月份访问印度时再次出逃。
如果提前告诉妻子,首先对保守秘密是个挑战,而且对妻子来说,知道我的真心本身也显然是一种痛苦。
不管怎么向妻子解释,求她理解我或者搬出民族大义,我们两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50年,一想到即将分开,我就十分痛苦。我还担心这个秘密会在我开始亡命之前就将妻子击垮。
“我走啦,2月12日左右回来”。这最终成了我与妻子的最后别语。
我们在遥远的莫斯科相见、相知、相爱,一起度过了半个世纪的岁月。与妻子作别时,我明知可能今生不能再见,却说不出别的话来,而且连内心的悲痛都不能表露出来。
现在想来,妻子也并非完全没有心里准备。1996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家里的后院收拾菜园,一边也考虑着民族的未来,妻子突然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妻子并没有注视我,而是将视线落在了西红柿的茎叶上。我并不想将痛苦转给妻子,很快否认了。
但是妻子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突然(改用俄语)说了一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好好生活,不然如果马上死了肯定会有遗憾的。可是您却是被很多人所需要的,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而是为了他们,强忍着活下去。”
当时,我并不认为妻子已经明白了我的心思(指打算逃亡)才说出那样的话。不过好像意有所指,我顺嘴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与个人的生命相比,家人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与家人的生命相比,民族的生命更重要。与民族的生命相比,人类的生命更重要。”
我想到了高尔基《鹰之歌》中鹰和蟒蛇的对话,脑海里浮现出鹰壮烈结局时的画面。
我想对鹰说:
“你看到了蓝天,但是我看懂了历史的真谛!”
当时我更像是自言自语,妻子也听听就过去了。不过现在想来,事情似乎并非如此。妻子听完后什么也没说,拿着摘西红柿的筐回去了,但是她的背影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妻子即使当时没能立刻明白我的意思,现在也该意识到我在暗示什么了!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离开北朝鲜半个月前。
那天我将之前写的两箱文稿烧掉了,妻子轻轻的走过来问,“那么珍贵的文稿,为什么都烧了呀?”“现在好像都没有用了”。当时我只是很简短的回答,妻子也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我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发表,不过还是偷偷写了许多不能给别人看的文字,这些似乎妻子都知道。对此,我反倒感觉很欣慰,可以安心的把几十年的精神产品放在家里。
但是,这次却将办公室里的相机和高级钢笔之类的贵重物品都分给孩子们了,其中还有对我们夫妇二人来说还很必要的东西。
尽管如此,妻子一句话也没有说,这难道不是非常明白我的心思,完全没有多问的表现吗?
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才能既安全逃走又救出全部的家人。当然,同时内心深处的另一种声音也蹦出来,“可能结果既没能救了家人,自己也没能离开”。
如果真是那样,将来的历史书上会说,
“当时,北朝鲜人民忍受着暴政和苦难,但是却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站出来勇敢的批判和反抗这种暴政。”
我最终平安的到达了首尔,不过一路上想的还是家人,特别是妻子。
当妻子对我说“一路平安”的时候,妻子在为我送别,我却连头也没回,直接上了汽车,尽管当时我内心深处是在流血。
我的抉择完全没有一点是出于个人**,而是顺应民族良心的呼唤,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统一的最后献身。到底这些能不能稍稍安慰妻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