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苏论战期间发生的一件事。11月7日,为纪念10月革命举行群众游行,各国代表团步行去列宁墓地。邓老好像腿脚不太好,拄着拐杖走,落后了。前面的赫鲁晓夫回过头来,让邓老先走,邓老拒绝了,说,“我怎么能走在你前面呢”。
赫鲁晓夫说,“没关系,你走前面,让你走在我后面,我很不安心,在会议上你质问我。今天走在我后面,还在用拐杖敲地抗议呢!”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
中苏达成合议,签署了共同声明,但是两方仍然在无声的对抗着。中苏意识形态之争使我受到很大冲击,之前我一直认为,**者是没有任何私欲、物质欲、权力欲的,只是为了**理念斗争。但是,从中苏论战看,**者的权力欲很强,当面对权利,思想和理论的正当性都不再重要,只要复合自己的利益,都可以歪曲。再加上政治领袖的理论水平一般都不高,他们只是善于权谋。
我觉得,不能再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要有理论上的创新。
在莫斯科陪同金日,我发现他是一位很有修养的革命家。金日对金日成无限忠诚,但是也举中国**的例子,表达对金日成独裁的不满。“虽然**的权利很大,但是如果**错了,中国**内也会提出批判”。
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再加上这此次中苏一丝形态之争,让我对马克思主义的有了更深的认识。
1960年,我陪同崔永建访问中国东北,期间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在火车上,周总理专门把我叫过去,让我讲述朝鲜历史。分手时周总理对我说,还是用朝鲜语写的朝鲜历史更好,让我送给他一本朝鲜历史书,我回国后立刻寄给了周总理。
在我看来,周恩来是一位非常聪明、坦诚、机智的人。宴会中,朝鲜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朱德、邓老坐在一起,总是周恩来总理能让大家发出笑声。即使他批评别人,别人也会很乐意接受。
在东北访问时,我从崔永建那里听到了许多当年东北游击抗日的故事。中国人也对崔永建的游击斗争给了很高的评价,金日成后来与中国关系紧张时,都会派崔永建到中国。
1964年,秘书们忙着准备将于9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四大。我虽然从1959年就当上了秘书,但是写文章的才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大部分与经济有关的文章都由经济专家们来写,我负责演讲稿和群众大会用稿。我时常会觉得,我的思考和现实主义的金日成有距离感。第四届党大会文件我负责党的建设部分。
当时,金日成赋予了千里马运动非常大的意义。千里马运动被当作生产竞争运动展开,甚至被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以与其它国家正在进行的生产建设运动区分。金日成特别强调,“生产”是对生产者的**思想教育和改造。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互相帮助,形成团体,在生产中达到集体革新的目的。千里马运动的根本思想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一词是中国**首先使用的,意思是说,走进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对群众进行思想改造,依靠群众的力量革命。
我认为,为千里马运动赋予理论意义,通过运动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因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是,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还需要再发展。我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建立人们互相帮助的组织的条件也已具备,通过千里马运动,建立协作小组。也即是说,我认为与个人利益相比,集体利益更重要,武装群众也能提高生产效率。当时我认为,苏联的教训是忽略了人们的积极性,反而强调为所有人分配。一切按照分配原则,引发了人民的不满情绪。
不管怎么说,千里马运动火热的进行着,也成功的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了新道德的形成。
在千里马运动中,还展开了对落后同志们的教育和思想改造。1961~1962年,平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人有难,大家帮忙。
我提议千里马运动不仅要在生产活动中展开,还要扩大到党的机关内,但是没有被接受。
金日成将千里马运动中的方法称作“千里马方法”,认为应该在工厂管理中也推行。“对策的事业体制”后来演变成“党书记独裁体制”,但是一开始,这一想法确实为了克服领导干部们的官僚主义和独裁主义。
我很支持金日成的这个创造,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让它理论化。这时我已经开始考虑,以群众路线为基础,将主体思想理论体系化。当时党内的主流观点认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两个,“主题思想”和“群众路线”,但是我提出了新观点,将两者合二为一,“主体是群众”。
用一句话总结金日成这时的主体思想,即:无条件崇拜大国的伺大主义,但是又反对完全在朝鲜照搬大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做法,要求创造性的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金日成的思想主体是革命,所以要求创造性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在北朝鲜革命中。
但是我认为,革命是一场运动,不适合使用主体一词。不该用革命,而要用人民。朝鲜的主体是朝鲜人民,要考虑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
后来金日成采用了自主、创造性。即,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路线,并加以正式化。这也是主体思想的根本内容。这是金日成结合当时北朝鲜实际提出的。金日成很重视系统理论,而且还很重视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
“党的事业是人的事业”。
“教育事业要放在所有事业之前”。
1962年10月,第三届最高人民会议上,我第一次成为人民代议员。
1959年1月在莫斯科与金正日接触之后,金正日和我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听说他回到家对我的评价很高。金正日进入大学后,还会到党中央总部来找我。
金日成的办公共3层,秘书室在1层。与金正日多次见面之后我发现,他的权利欲很强,性格过激,妒忌心很强而且不择手段。我当时甚至担心,将来他掌权会让国家亡掉。
每年夏天,书记们可以休假一个月,我这个时候通常去金刚山和妙香山。第一次去两座名山还是1961年9月,第四次党代会结束时,金日成让我们休假,秘书们一起去了金刚山。金刚山真的很美,之后我每次休假都会去金刚山,每次见到它,就像见到了分开的恋人。美景中我会完全忘记自己。与海相比,我更爱山。所以,有机会出国时,我更愿意去那个国家的名山。其它秘书们喜欢打猎,但是我没兴趣。原本我对运动也没兴趣,到了金刚山之后,喜欢上了登山。我的另一个兴趣是睡觉前读童话,阅读童话时大脑就会被童心占据,对睡个好觉有很大帮助。
所以,我有机会出国时,就会搜集那个国家的童话书。1963年,以陪同崔永建访问为契机,我将主体思想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理论化。当时,我的秘书工作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对深化理论工作也自信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