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的是非不断,但是始终没逢大难。就这样到了1980年代,我也六十岁了。主题思想宣传工作进行的很顺利,来平壤的外国访客不断,学者们到来后,除了开讨论会,还会游览朝鲜名胜。通常对于重要的客人,金日成都会亲自接见,并举行宴会。我也有机会与很多海外著名学者交流。并且有机会读到他们带来和推荐的书。
有机会去国外,拓宽了我的视野,也增长了我的信心。这一时期我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快乐。大女儿和二女儿学习都不错,三女儿的大学入学考试已无需担心,儿子也很优秀。与我不同,儿子很喜欢社交,爱热闹。与张成泽夫妇的关系依旧很好,偶尔有一些小的事端也不至于影响到金正日对我的信任。
1983年10月9日,仰光大爆炸;南北关系陷入僵局,北朝鲜也一度停止了叫嚣。但是在北朝鲜权力层内部,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完全不同,大爆炸被称作对韩国的重大胜利,接下来北朝鲜权力层人事发生了一些变动。国际书记金永南转任外交部长兼副总理,前外交部长?淡(??)被提升为书记,兼任负责对韩事务的统一宣传部长。国际书记由原来的副部长金容淳(???)担任。不过,金永南并不喜欢新职位,许淡的夫人也不喜欢丈夫升为国际书记,并且对让自己的丈夫主管对韩事物表示不满。
当时国际部是仅次于组织部和宣传部的朝鲜第三大权力机构。这三个部门的副部长都住在党中央领导所在的区域内,由护卫局派员保卫,一人一台专车(其它部二人一台),医院也是平壤条件最好的一家。在国际部,金敬姬(???,金正日妹妹)是科长,金容淳(???)是副部长,金容淳(???)和金敬姬(???)关系很好,后来取代了金永南。
许淡的夫人金正淑(???)并不喜欢自己的丈夫担任国际书记,在统一之日遥遥无期的情况下,主管对南关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他对金容淳很有意见。不过金容淳(???)和金敬姬(???)关系很好,她奈何不得。
?亨燮(???)也不能让金正日满意,许淡(??)很精明,很能讨金正日欢喜。金正淑(???)**很强烈,嫉妒心也很重。他曾担任工业出版社的社长,因为对书记不满,就用斧头差点把书记砍死,后来书记被枪毙了。许淡(??)不是那种飞扬跋扈的人,不是那种因为是奉金正日命令行事就把所有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人。所以,他与大家的关系不坏。我觉得许淡(??)在金正日身边不是坏事。
金正日最警戒的人是继母金??(???),为了让父亲金正日不再喜爱继母,就安排了许多美貌的女警卫在父亲身边,还采取了其它一些措施。?亨燮、许淡等人为了博得金正日的信任也纷纷攻击金??,金容淳担任国际书记之后,相信金敬姬等人的支持,最后还是被他们背叛了。
关于金容淳问题的报告交到了金正日那里。
金容淳认为外交活动经常要邀请外国客人的夫人们一起跳舞,所以外交部门的职员的夫人也应该会跳,就把大家都召集到一起练习跳舞。这件事当然会引起非议,金敬姬也没法替他说话,于是批判金容淳的大会召开了,很意外的,我被指定为宣读最后处罚决定的人。
文章当然不是我写的,我虽然不愿意但是也没有办法。1984年,金容淳被撤职,然后被下放到平安南道的煤矿劳动长,进行革命改造。几天后,我接到了金正日的电话。“领袖跟我讨论了很久,我们认为黄老师担任国际书记最合适”。我的心咯噔一下,担任主管科教的书记,我对教育事业算是知道一点,主体思想研究是我的专业,但是国际书记位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合适的。
我很小心的说道,“亲爱的领袖也很了解,我的性格是那种干一件事就干到底的人,所以,对于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的外交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适合我。我害怕万一犯错……”,金正日说,“老师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很多,领袖认为,黄老师哲学搞的好,国际书记也一定能胜任,所以推荐了黄老师。我也相信黄老师一定能做好。黄老师不必谦虚,在继任人选出现之前,黄老师就先承担下来。”
我没法再推脱,于是,我担任主体思想研究所和国际书记的时期开始了。
金正日提议撤掉主题思想研究所,与国际部合并。但是,我觉得将来主体思想研究所的事业会更重要,就建议保留。结果我继续担任主题思想研究所的所长,办公司和秘书室也都得以保留。家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纷纷祝贺我升迁,连一向对情势判断最准确的大女儿也说了很多祝贺我的话。
“希望爸爸能成为著名的外交官”。但是,在我看来,国际书记不过是一时的兼职,主题思想才是我的事业。哲学方面的根本疑问已经解决,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还要继续研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已经取得胜利,甚至扩展到从苏联到印度的广大区域,戈尔巴乔夫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义跌入谷底。
成为国际书记后我对内部需要关心的事情就多了起来,另一方面,金敬姬的周边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他们或者想升官,或者想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对外交工作都比我更了解,金敬姬仍旧像金容淳时期一样,通过电话遥控指挥着一切。不管咋么说,我是她的老师,权力再好,我也做不到对自己的弟子虚与委蛇的程度。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跟金敬姬建议,分管工作。其实我倒更愿意将权利都交给金敬姬,我像金正日建议提升金敬姬为第一副部长或直接升为部长,然后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她,如果有出访国外的代表团,我可以当个团长。虽然跟金正日提了好几次,但是金正日始终强调为时尚早。我经常出国访问,与主体思想有关的客人都要由我来招待。
对我来说,一天不写东西就觉得生活过的没有意义。我常常晚上抽出时间写些东西,即使是主体思想的演讲稿。但是,金正日会经常下发大批文件要读,我还要去参加金正日主持的晚餐和宴会。我是个哲学家,不爱酒,喝几杯就不舒服。金正日后来相信我真的不喝酒,就不再让我去酒桌了,让副部长们替我。
我的生活方式很独特,这一点金正日很清楚。我苦学、断食、吃生米,周围很吵的时候我甚至会将耳朵堵上,这些金正日都很清楚。
有一次,金正日下令,为了身体健康,宣传部部长以上的干部每周要去党中央体育馆做体操,不仅党内的,政府系统的总理、副主席等也被要求参加。宣传部的副部长却让我做起了体操班班长。那位副部长是金正日的“宠臣”,他不是正规大学出身,负责给金正日点烟、举办宴会,是那种很有眼色的人。我参加过金正日的宴会,但是觉得跟这样的人没什么利害关系,就没有对他很热心。
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他现在故意让我做体操“班长”,自然是在得到了金正日批准的情况下。我很难堪,而且心情很坏。本来嘛,像我这样的人,跟体育是扯不上任何关系的。我时常缺席,他就像金正日报告,说我自由主义。金正日却笑着回答说,“黄书记是吃生米的人,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别让他做了。黄老师不是你说的那样。”
金正日的话传到我那里,我知道了金正日很了解我的生活习惯,同时也意识到,金正日了解我的一切。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显然有人在将我的一切报告给金正日。有一次,金正日又将我叫到酒桌上,金正日对我说,“黄书记痛痛快快的喝一次,死也无憾了”,于是同僚们纷纷过来向我敬酒,我闭紧了嘴,不让他们灌我。
结果酒撒在衣服上,衣服都湿了。同僚们退去,金敬姬上来了,我和她有一定的关系,当着大家的面拒绝她不太好,就稍微喝了一些。金正日看到后说,“所有人都住手,敬姬劝酒,喝一点就可以了。”我只好喝了下去,却发现是白开水。
我猜是金正日知道我不喝酒,就把我的酒杯里换成了水,当然干部们是不知道的。酒宴是金正日个人生活的一部分,那里很开放,大家可以开开玩笑。但是,金正日是个独裁者,是个顽固的封建主义者,他的私生活放荡,喜爱西方式的宴会,却丝毫没有现代意识。如果因为金正日喜欢宴会就说他是现代主义者就大错特错了,他的放荡是封建帝王式的。